经济学家姚洋:宏观调控不能被一两句话框死

2018-09-23 23:43 阅读 7 views 次 评论 0 条

摘要
今年政府出台了刺激措施,这是对的,不是什么“走回头路”的问题。如果今年第一季度不进行强刺激的话,我们给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一直在下滑,那我们的资本外流还止得住吗?

  12月16日,为期3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结束议程,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也随之确定。会议认为,深化供给侧改革将是明年的主线,并将“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”,这意味着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将继续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。此外,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并强化了对国企改革的要求,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,要求在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铁路、民航、电信、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。

  围绕上述宏观经济的关注点,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。

 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,姚洋认为,不能把“三去”和保增长对立起来。他认为,结构性改革是为了保住潜在增长率,提高潜在增长率,但这是个长期工作,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,特别是不能拿调结构的办法来搞短期的事情。保增长是要在经济景气的下降期,让实际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—按照姚洋的计算,如果中国投资增长率能保持在12%-15%之间,那么潜在增长率应该能维持在6.5%-7.2%之间,所以投资还是重要的。

  姚洋还提醒外界多注意经济周期问题。他认为,现在谈中国经济问题时,结构问题谈得多,效率问题谈得多,但对周期性的因素谈得比较少,例如民间投资增速下降,实际上就是经济周期问题,“忽视经济周期会使很多政策无的放矢”。

  姚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,“新常态”以来,政府宏观调控最宝贵的经验就是要有一定的灵活性,不能被一两句话框死。经济下行期间,政府出台强刺激的措施是对的,不存在“走回头路”的问题。

  国企改革,因为国企负债非常大。国企之外其他部分的债务比例都是在下降的—至少没有上升,只有国企的债务比例是在上升的。不进行国企改革,降杠杆就不太容易。

 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,我认为要坚持这个方向。混改可以利用国有企业的技术能力,另一方面又能提高它的活力。今年10月份国务院也出台了债转股的指导意见,应该根据指导意见推进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改革。

  混改的阻力是多方面的。债务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阻力,民资会觉得进去后还要负担那么多债务,可能就不愿意改;第二,地方政府是不是愿意让渡一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、控制权?这也是个问题;再次,这背后是不是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?我们要做的还是要汲取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,就是地方实验先行,给地方放权。多数国企还是地方所有的,可以先从地方改起。

  时代周报:你在这个月初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里,谈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,但并没有谈到债务风险问题,你对债务问题的看法是什么?

  姚洋:目前企业的债务很高,坏账率多少,说法不一:官方说法是不到2%,业界数字是5%甚至更高,真实的数字恐怕在两者之间。

  主要的债务集中在过剩行业,例如房地产、钢铁、水泥,此外国企的负债比较高,但是比较集中,治理起来倒好治理,通过重组就可以降低部分的债务风险。房地产行业主要是积压的房子太多,去库存只要能实实在在地做到,也能降低风险。降杠杆得有针对性,全面降杠杆其实是没法降的。所以我的两个建议就是:一是发力国有企业的债转股、混合所有制改革;二是在房地产行业,政府应该补贴三、四线城市,特别是农村居民购房,把库存降下来。

  我认为目前的债务问题谈不上急迫,因为整个经济在下行,则必然是一个债务累积的过程,上一轮1998-2003年的大调整时期我们也经历过,这一轮比上一轮要好得多。上一轮银行的坏账占到全部贷款的30%,占到GDP的1/4,不也是挺过来了吗?办法是什么呢?就是债转股,把潜在的坏账消化掉一部分,甚至让银行就认亏一部分。上一轮银行认亏得太多了,国家不得不补充资本金,这一轮还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。所以只要找对了点,处理的代价并不会太高。

  但是要防止一点,就是什么代价都不想付,就把问题解决了,这是不可能的。比如银行得认亏一部分;地方政府要有决心进行国有企业改革,让出一部分股份来;去库存方面,国家得发债,补贴老百姓买房子,特别是让本来准备进城的农民买房子—我们也到了该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时候了。李克强总理不是提出了“三个一亿人”吗?(编者注:即到2020年,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、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、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)。我认为可以和这个提法结合起来,出台相关政策,把多余的库存消解掉。

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议程中,你最关注哪些问题?

  姚洋:今年“三去一降一补”的任务,实际上做得不太好。降杠杆基本上没动,去库存也基本上没动,唯一就是压了一些产能,但是也压得不平衡,主要还是以行政手段去产能,压下葫芦浮起瓢。我认为产能还是由市场决定的,卖得出去就说明有市场。目前对经济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库存和高杠杆,得抓这两个,但是如果找不准点就做不好。

  时代周报: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,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你认为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?

  姚洋:还是要有灵活性,不能被一两句话框死。比如刚进入新常态的时候,大家说“不刺激经济”,但如果经济下行的话,就是要有反周期的措施嘛,再谈不刺激就不对了。所以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有灵活性,要根据经济周期进行调整,不存在永远平稳增长的事情,没有哪个国家会给自己确定说,从此以后再也不刺激了。

  今年政府出台了刺激措施,这是对的,不是什么“走回头路”的问题。如果今年第一季度不进行强刺激的话,我们给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一直在下滑,那我们的资本外流还止得住吗?2015年整个经常项目盈余将近6000亿美元,但是外汇储备减少了5000亿美元,两者相加就是1.1万亿元,也就是说资本流出1.1万亿元—如果不刺激,不稳住经济增长,那我们的外汇存底很快就完了!这些事情不能教条。

  总的来说,调结构是个长期的任务,而保增长是眼前的事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既能调结构又可保增长的办法,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建议,都是既调结构又保增长的,要多找到这样的点才行。


(责任编辑:DF20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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